很好的一个片子。徐童说，红苗结了婚，刚刚生了一个女儿，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麦收》把注意力从“妓女”这个概念转移到了“人”身上。整体来说是部勇敢的电影。不担心女主角红苗以后会怎样面对曾经做过妓女，只是这个拍摄都向其父母保密，待电影公映那一天，这一切还能隐藏么？我比较担心她的父母，何况又年高病危。还有一点，这是我目前见到的第一个描写5·12地震默哀情形的长
徐童的镜头一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和王兵式的藏匿、隐化镜头的方式截然相反，他往往在故事中，以朋友或私人的身份诱引话题，将阐述者某一时的态公之于屏幕，说实话这种窥私之欲和公共之语是不可转换的，这种艺术性的生活片段放大是不道德的，于算命者的夜谈是，于性工作者的记事也是。
约酒的嫖客给洪苗打来的那个电话，一旁的导演叫了两次开扬声器，这是全片让我最不舒服的一个地方。描述边缘人的影像或许可能成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但那足以融冰的温热才是它存在的主要理由。
奇怪的是中国只有在妓女身上才能看到一种对性的坦然。
我对导演自身对于这些底层性工作者的真实看法呈疑，片中对人物介绍是“妓女”“鸭子”这种称呼，不过让我不适的是导演对着得知父亲病重的女儿问“有没有想过他会死”“万一他死了呢”这样的问题，然后拍下她哭出来的画面。
徐童是想写一部和卖淫女有关的小说，和这个女孩成了朋友，后来很熟了之后，才答应让他拍的。这也是他能够拍到很多，拍得很真实的原因。放映现场有人问到是否给了这女孩好处，徐童说，我们是等价交换，我当然会给她好处。这多少让人有点不舒服。什么算是等价的？一点儿金钱和她在镜头前面交出的信任可以
没看过徐童，你不算真的懂中国人的游民性格
被摄影机骗了的傻姑娘。
姐妹儿们跨在工作台上像谈论庄稼一样比较嫖客的素质，不断和小姐煲电话的建筑小工用自己也不信的肉麻话排解寂寞，回家，又是麦收的季节。田里没有年轻人的身影。
为什么那些女权主义者会抨击导演呢？他们从潜意识上就是站在高的位置上来看待这些性工作者。如果去除社会给予她们的身份，她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她是个性工作者，也是孝顺闺女。
看到有人提到这部片子“侵权”的问题，想说几句。这个问题确实有讨论的必要，这涉及纪录片导演的伦理界线。但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在摄影师、记者和一部分小说作者那里也会遇到），严格执行某种规范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每一句话，每一个镜头都要事先征得当事人的同意，那么纪录片是否还有可能拍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也可以问，在人权面前，我们是否愿意牺牲掉一部分肖像权和隐私权？当然这个问题是漏洞百出的，很容易被攻击。但我想说，一个创作者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好人”，一个优秀的创作者甚至不可能是一个“好人”。
那么多人卑微地负重活着，也在卑微的爱情里搀扶着过路，可似乎和我们自以为的普通人并无本质的区别。也许人活着本就是苦，过程虽不同，感受可能却是差不多的。而我也不再追究自己是不是错、该不该犯贱，也不想套路地生活。何必过得那样瞻前顾后，熬完通宵这一宿，再说吧。
有些人看不惯类似徐童导演的做法，认为这侵犯肖像权，隐私权之类，无端挑刺，在我看来，他们宁愿娱乐至死，也不想看到现实的残酷。比如非洲小孩旁边的秃鹫，河南艾滋，如果没人去拍，他们能看到悲剧正在上演吗？站在伪道德的高度，不伸援手就罢了，无耻指责拍摄者，这不是双重标准下的伪君子吗？
看完《算命》追过来的喜欢徐童纪录片里那种将生活最底层的原貌暴露在观众面前的态度在看底层人物生活中酸甜苦辣时偶尔会有一种恐惧那种恐惧源自于片子的真实让你体会到那种无奈心酸麻木其实离自己很近
我靠我昨晚看完胡杰的《我虽死去》已经很受惊吓了再看完这个片子久久缓不过来笑着看看完心中有种哭不出的钝痛感拍摄本身就在挤压我的道德这样拍这样剪又客观又刻薄红苗在医院数钱给她妈她爸爸那个短暂羞愧的表情彻底让我崩溃了都是多好的人啊太残酷了
世上的故事，说的人很淡然，一切也都不会变
导演的方式让人不舒服。
好吧，各种野蛮生长
